港人治港需要成熟的管治人才

时间:14-09-16 03:50 责任编辑: 来源:新闻评论 点击:

  [ 英治时“把中国的官员都变成技术官员,只负责策略的执行”,若将香港比作一艘航行中的船,“这个船长长期都不是由本地的华人去担当,有一天船长要走了但也不教给手下该怎么做,接手的人需要一个摸索学习的过程”,陈勇说 ]

  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港推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政策方针。回归至今,董建华、曾荫权及梁振英三人先后出任香港特首。

  新特首梁振英上台后的这两年,各种社会矛盾显现,民间出现零星声音公开表达对过去的怀念。

  不单如此,管治团队内部也出现裂痕,行政与立法间关系亮起红灯,政府制定的许多政策在立法会遭到阻截,影响了施政效率。

  这一切可否单纯地归咎为特首班子的能力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为何回归近20年仍未能培养出一批成熟的管治人才?

  向上流动受阻

  香港告别英治时期的身份首先要面临一个心态转变的问题。香港海洋公园前董事局主席、有“兰桂坊之父”之称的盛智文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至今还有混淆感,特别是那些在旧系统内成长的人。”

  一位央企在港高管对此的解释是:“英国治港时强调自己是贵族,现在港人治港则强调平等。香港人现在享有空前的平等,平等带来了双方平等的了解,也因为你不是所谓贵族,对你产生的怨气和误解就更明显,而对英国贵族们的怨气就可以忍在肚子里不发作。”

  最近一两年管治越发困难。标志之一是游行示威频发,冲在运动最前线的很多是香港“80后”的年轻人,这些人的出现颠覆了香港人在外界眼中“经济动物”的传统形象。

  中原集团董事施永青对本报分析称,要营造反建制的力量,就要提倡理想主义和社会主义,摒弃英治时的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以前大家都是通过个人奋斗解决个人问题,社会的问题就不管了,现在大家都很伟大,为社会的将来去贡献去牺牲……要解决个人问题很简单,只要努力加班读书,丰富自己能力,可要想解决社会问题一定会争吵,很容易变成意识形态斗争。”

  作为“80后”的一员,工党社区干事赵恩来对此却有自己的看法:“我参与争取民主的游行示威,只是希望政府可以听听民间的意见,能理会一下普罗大众的感受。”

  赵恩来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现在香港市民陷入的最大困境是,没法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

  “以前很多靠父母领综援(政府给低收入人群发放的补贴)过活的年轻人,读完大学后找到高薪工作,就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可现在已经没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据他说,现在香港有很多大学毕业生修读的是副学士或自资学位,为支付高昂的学费,他们在上学时通常都借了一大笔钱,毕业后的收入部分要用来还贷,没有足够的富余资金买楼。

  “买不起楼只好租,如今香港租金又这么高,几乎要耗去收入的一半,很难有积蓄,如此一来陷入恶性循环,看不到转机。”

  他更指出,即便是那些被认为薪酬优渥的专业人士,处境也很窘迫。“那些考到了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士,比如医生,原本自己开个诊所就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可现在医疗事业私营化后都被财团垄断,入行的医生被迫要加入一些医疗财团,收入被人瓜分。”

  大财团的垄断

  赵恩来把这些都归咎为特区政府为缩减开支,将教育、医疗、交通以及社会服务等公共事业私营化的举措。

  他说,以前低收入人士可以领综援,有公屋住,可基本享有免费医疗。可如今特区政府制定政策时却倾向大财团,例如由2000年开始推行的强积金制度,原意是要保障市民退休后生活,但政府将责任推给保险公司,让其从中抽取管理费,反成为保险公司的一项福利。

  赵恩来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根本“漠视”基层需求,发现问题时不尝试去找出问题核心,而是本末倒置,只为“做靓条数”,也就是把数据粉饰得好看些。结果导致政府公布的各项数据很亮丽,可普通市民却并未感觉到生活有改善。

  比较著名的两场“拉布战役”分别发生在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审议广深港高速铁路拨款和新界东北发展计划的初期工程拨款之时。

  为何这两项看似对香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发展计划会招来抵制?赵恩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访问时直言:“反对者针对的是发展的手段,而非发展本身。”

  以新界东北发展为例,他认为是“政府推行得太快,不做充分解释就急着将项目上马,迁拆前与当地居民沟通不够”,另外,政府信誓旦旦说发展新界东北是“为让市民有楼住”,但后被揭发只有约三成的面积会用来盖楼,而这其中更只有四成左右计划兴建公营房屋。除此之外,区内很多住宅地目前实际掌握在四大地产商手中,政府若要收回恐怕要高价买地,于是有人质疑政府制定政策时“向地产商倾斜,进行利益输送”,以上种种难免会打击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港独”没有市场

  回归之后,特区政府与商界之间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指责特区政府偏袒商界的声音不绝于耳。

  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前主任江丕盛教授向《第一财经日报》指出,过分仰仗商界,这不但导致香港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加速恶化,也使到立法会未能充分反映民间诉求。

  第二任特首曾荫权虽非商界出身,但在任期快结束前爆出与富豪过从甚密的“丑闻”,包括受邀乘搭游艇及私人飞机外游,接受款待及廉价租用深圳豪宅。

  近期香港不断爆出前任政府高官涉贪,例如肩负反贪任务的前廉政专员汤显明被揭任内滥用公帑(即公款)、酬酢宴客,而政务司前司长许仕仁更因牵涉收受地产商利益正在接受审讯。

  江丕盛表示,本届特首梁振英本来就不是商界中意的人选,“官商链条自然没有前两届严重”,可惜梁的“作风相当强硬,不甚在意民意调查,立法与行政关系亦趋紧张”。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调查,市民对政治现状的满意程度在梁振英任内创下回归以来新低,甚至差过2003年。“当社会有严重分歧,甚至发生撕裂、对立时,政府应该致力促进社会各界沟通,团结各方力量,以达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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